悼念李澤民醫生
九月下旬，早上收到李醫生的診所職員來電告之醫生離世的噩耗，叫我取回病歷記錄。我即日下午便到了李醫生位於油痲地的診所，接待的仍然是那位跟隨李醫生三十年的女職員。我第一次來看病是1988年一月，登記的女職員也是她，「那時我還是個後生女。」她告訴我。那一年，我剛好28歲。因為痔瘡不適，四處去找一位做外科手術的醫生、又同時是我的保險公司核准的。最後在保險公司的核准名單上選上了李澤民醫生，因為他的診所就近，也在多間私家醫院「掛單」可以做外科手術。經過了化驗和檢查，李醫生告訴我不需要動手術，吃消炎藥和浸藥水便可以了。我「因為」要找一個可以在私家醫院做手術的醫生而認識了李澤民，「結果」卻是他告訴我不需要。其實之前已經去了見另一位醫生，他是我姐夫教過的中學的學生，後來在台大醫學院畢業，再在香港考取醫生執業資格。他告訴我需要做手術，但他不是外科專科醫生，因此不可以在私家醫院的手術室做手術，但可以在他的診所做這個簡單的手術。因為不是「住院」，所以要自掏腰包，我也就不再考慮這位醫生了。我卻因利成便，糊裏糊塗地認識了這位宅心仁厚和醫術高明的醫生。在及後的二十八年裏，李醫生一直照顧着我這個體弱多病的身體，直到他的離世。
十年後，亦即一九九八年，我被李醫生確診患上肝病。「這個病需要長期監察，花費不少，到末期也可能要換肝。提供最好治療的地方是兩所醫科大學所附屬的醫院，一間是威爾斯親王醫院、另一間是瑪麗醫院，這兩間醫院都設有換肝手術。你想去哪一間醫院接受治療？我可以寫醫生轉介信給你。」李醫生這番話就像烙印般刻在我的心內。約兩年後，我因為感冒到李醫生的診所看病，診斷完了，他看看我，問：「醫院可有什麼藥物給你治療肝病？」我說沒有。他十分奇怪醫院為何沒有提供藥物治療，跟着把一瓶像藥丸的東西遞給我，說：「拿去吃罷，對你的肝有益，免費的。」原來是一瓶 Milk Thistle 的補充劑。我那時的健康狀況可能很差，所以李醫生會有以上的反應。
我的肝一直在發炎，公立醫院也一直沒有提供任何藥物治療。最後，經朋友介紹去看一名內科醫生，但他不是肝科的專科，也叫李醫生。他給我處方了「拉米夫定」，也要我每三個月驗血一次、每年做一次全面的肝功能檢查。我在這位李醫生的診所治療期間，也一直有知會公立醫院，但他們說李醫生不是肝科的專科醫生，也不應處方「拉米夫定」給我。李醫生的收費（正如李澤民醫生當初說的「花費不少」）也確是不菲，每月的診金和藥費是一千元、每三個月驗血是八百多元、周年的詳細檢查費用接近三千元。全年累積的費用便超過一萬八千元了。他說因為我是牧師，所以收費也特別「相宜」。印象中，我在這位內科的李醫生醫治肝病約二年多，服藥一年後我曾要求嘗試停藥，看看肝病「好了」沒有。這位李醫生也答應了我的要求。但是藥一停，肝酵素又標升。這位內科的李醫生才告訴我藥是不能停的。我立時覺得他只是位「王六醫生」，行醫只是「揾食」的優雅說法。2000年，公立醫院終於同意「取代」這位李醫生，以後的化驗、照超聲波、照胃鏡、DNA檢測等都由醫院負責。但是公立醫院沒有購備「拉米夫定」，我需要自費在坊間的藥房購買。拉米夫定在藥房的訂價是 680元，其中已包括了藥房的利潤。這位告訴我「收費特別相宜」的李醫生每月的診金竟然是 $320（即
$1000 – $680）。同時期李澤民醫生看外科專科的收費約二百元，但這位李醫生卻是三百二十元，並且每次都是說同一番話，處方同一種藥。我覺得兩位專科醫生最基本的分別是「醫德」，這也是他們最大的分別。
我的肝病仍然繼續惡化，由發炎轉化為肝硬化，再由肝硬化引致嚴重的肛門靜脈曲張，俗稱痔瘡。大約在2005年，我的身體對醫治肝臟的藥物出現嚴重的抗藥現象，肝酵素標升至三百多萬度，醫院第一次來電要緊急覆診。由那次緊急覆診開始，應診的醫生常常都是醫學院的教授。那時痔瘡已惡化至常常出血，到了2008年緊急入院，我被診斷為「三級痔瘡」。記憶中，我在2006年去看一位在美孚新邨一個住宅單位行醫的中醫師。一位牧師朋友告訴我，他認識一位「院牧」，傳聞曾患肝癌，也是由這位中醫師醫好的。他說這位中醫師也在中文大學和浸會大學的中醫學位課程中授課。我大約每月一次去這位中醫師的診所看肝病，他會處方三、四種的粉劑中藥，我每天用温水服用。他處方的藥粉令我的大便有輕瀉現象，他說是正常的。痔瘡仍然繼續惡化。當我把痔瘡出血的苦惱告訴他，這位中醫師便要我去做一次大腸ｘ光檢查，看看是不是有別的問題。看化驗報告那天，他說：「你的痔瘺問題不是由我所處方的中藥所引致的。」那一刻，我對這位中醫不再存有半點信任。由第一天去看這位中醫就說明了是因為肝病。自從知道自己乙型肝炎病發，我閱續了四本肝病治療的書，兩本是中醫療法和保健、一本是西醫療法、一本是中西醫會診，肝硬化會引致靜脈曲張的症狀也是從這些閱讀中認識的，只是常見在食道而不是在腸道出現。但這位「專家」竟然不知道，而只是一味的想脫身。這位中醫醫德和醫術都不是專家，但卻以專家的身份在大學裏教書。
2008年痔瘡嚴重惡發，公立醫院也束手無策。因為肝硬化病人的血小板偏低，而我的血小板偏低情況就更差，所以也不可以做切割痔瘡手術，開刀做手術恐怕會引起止血困難。但年輕的女醫生卻嚷着要動手術，並且在我入院的當晚催促我簽回動手術的同意書。到了第二天卻被上級醫生在我面前用廣東話說明不可以做手術的原因。進了醫院七天，除了吃止痛藥打止痛針、護士動手把外露的痔瘡推回肛門去，我每天就只能靜待著疼痛的消退。兩個月後，在結腸外科覆診時，一位經驗豐富的女醫生說：「對你來說，最有效的治療是做痔瘡結紮。這是個小手術，就在這裏進行，三兩分鐘便完成，然後回家休息一個星期。」那天，這位女醫生為我結紮了兩小粒的靜脈血泡（即小粒的痔瘡）。手術很成功，我第三天已行動自如。這是我痔瘡惡化後多年來首次感受到肛門完全合上的愉快體驗。那兩小粒痔瘡想是已經脫落了。以後每七八個月便做一次手術。第三次為我做手術的是一位年輕的男醫生，他沒有詢問我是否同意便一下子為我結紮了三粒血泡。我說很痛，他問我：「少少痛是正常的，忍吾忍得？」我點頭表示可以忍受。「如果大便時有血，要立刻進急症室。」他囑咐着我說。我強忍着痛，一拐一拐的乘小巴返家，開始了那漫長的、疼痛不斷的五天。每天的大便就像行刑一樣的痛苦。每天也等侯着大便出血，證明手術是失敗的，讓我「有理由」入醫院。第五天，終於大便出血了。打了九九九，救護車把我送進北區醫院的急症室。立刻就得到診治。醫生檢視完，說是上次的結紮手術失敗，問我為何不早些來急症室？「因為做手術的醫生說若果大便出血才去急症室，今天早上大便時才發現出血。」我竟然仍强忍着疼痛去回答這不切實際的問題。這位急症室的專科醫生沒有轉介我去見結腸外科的醫生，只是說：「你可以出院了，回家要多休息。」我說肛門疼痛得很，可否留院？他便安排我在「觀察病床」上休息，也沒有任何治療。休息了兩三個小時，取了一大袋止痛藥丸，忍着疼痛回家。在資源緊拙的公立醫院，醫生的職責好像只是設法去救活每一個來求醫的病人，其他的譬如治療質素、康復和起居等情況就只能自己去爭取，又或是好彩遇上了一位好醫生，得到了適切的治療。第一次為我做痔瘡結紮手術的女醫生便是位好醫生，那位「勇進」的年輕男醫生不問情由，一下子便為我結紥了三粒痔瘡，還說疼痛是正常的。他的「仁心仁術」恐怕都被效率所取代了。兩天後，我拿了那張要等候七個月的覆診紙（就是由那位使手術失敗的年輕醫生所發出的）返回為我做手術的「威爾斯親王醫院」，要求結腸外科的醫生為我再診斷一次，因為北區醫院那位醫生是急症專科的。這是我第一次在公立醫院的「制度」以外提出請求。我一向是慣了遵守規定的人，也一向認定了這是公民的責任。在詢問處等候了五分鐘，文書小姐告訴我將會有一位醫生來見我。這也是我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一次，成功地在制度以外為自己的福祉「爭取」到的。
我由2004年開始在李澤民醫生的診所打「流感疫苗」。有一年我去打針時順便問他：「我的痔瘡結紮手術可有什麼替代方法？」他說：「你現在的痔瘡應該是由肝硬化所引起的，結紮手術是最適合的。」我再問如果肛門再沒有出血，可否不做這個手術？「一動不如一靜。任何手術都應該是這樣，有需要才做。」那刻，我想起了一九八八年找李醫生做手術。他認為沒有需要，所以決定無需做手術。而不是因為「手術收費可觀」，使不需要成為需要。這叫仁心。現今的香港，無論是個別的醫生、又或是整個公私營醫療制度都缺乏了這顆仁厚的心。
踏入2016年十月，我不能再好像過去那十二年一樣，可以完全信賴李醫生為我打流感針。我要查詢疫苗的來源、品種和價錢。在信心建立之前，人人都要小心保護自己。這使我更懷念李澤民醫生。
後記
因為香港時局的混亂而影響了完成這篇短文的思緒。閣置了超過一個月，再加寫了最後一小段，算是完成了對李醫生的悼念。最後段落裏的「在信心建立之前，人人都要小心保護自己」正好說明現今的香港時局。由於自己在香島小學讀了五年，對中共政權的不信任恐怕在我有生之年都無法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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