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本：邱于芸 《另一種自由的追求：沈從文美學研究》 台灣麥田出版社
以下這些重要事件不可不提：
28/12/1902 生於湖南湘西鳳凰的一個軍人家庭
踏入青少年期曾加入陳渠珍將軍的部隊，及至1923年決定離開部隊前往北平加入「新文學運動」的行列。由於沒有大學取錄，他在北平度過了兩年困頓的日子，並在這兩年學會了寫小說（在當時還是一種新文體）
1925-30 每年持續創作二十篇作品
1931-33 在青島完成《從文自傅》、《邊城》
1948至49年期間 被左翼作家攻擊。
48年十一月 郭沫若撰文批評沈從文的小說缺乏革命性質，並貼上「反動作家」的標籤
1/1949 精神崩潰、自殺並獲救
20/2/1950 被送到華北革命大學「學習」
1951-52 被送到四川進行「土改」
1966年 「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抄家八次
由1966年十一月至1972年 被送到湖北咸寧的「五七幹校」勞動改做，至1972年獲准返回北京養病
10/5/1988 病逝 享年八十六歲
作者邱于芸在其著作，頁143-47這樣寫道：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沈從文被送到湖北咸寧的五七幹校勞改，那裡的生活條件糟到難以想像，房裡被雨水淹濕，整天幹著勞累的活 ......
他在詩中提到自己心態之所以轉變的緣由：房間濕到像個「水塘」，即使在房裡也需要執傘 .....
沈從文認為，和歷史人物的心靈交會，是他舒緩悲傷與憂鬱的方式。
當沈從文體認自己所認知的世界在他之前就有人經歷過，他所受的苦難就和他人產生關係，也不再那麼難以承受：作者從身為歷史連續的一部分得到慰藉。.....
在七十歲生日的時候，沈從文在＜擬詠懷詩——七十歲生日感事跋＞提到，自己的一生「渺小如一粒穀子」。
他寫了一首詩來紀念自己七十歲的生日，詩一開始就引了莊子的《大宗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息我以死。」
一九八一年，他在《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序＜曲折的十七年＞交代寫這本書所遭遇的困難。作者娓娓道出自一九六四年寫書，過程幾度中斷.....「在車中我想到古代充軍似乎比較從容，以蘇東坡謫海南，還能在贛州和當時陽孝本游八境台，飲酒賦詩。後移黃州，也能邀來客兩次遊赤壁，寫成著名於世前後＜赤壁賦＞，和大江東去的浪淘沙曲子。」
一九八三年沈從文在《無從馴服的斑馬》寫道：
「……進入大城市前後雖已整整六十年，這六十年的社會變化，知識分子得到的苦難，我也總有機會，不多不少攤派到個人頭上一份。工作上的痛苦掙扎，更可說是經過令人難於設想的一個過來人。就我性格的必然，應付任何困難，一貫沉默接受，不灰心喪志，也不呻吟哀嘆，只是因此，真像奇蹟一般，還是依然活下來了。體質上雖然相當脆弱，性情上卻隨和中見本質，近於『頑固不化』的無從馴服的斑馬。」（頁149-50）
一九八五至八六年間，《沈從文全集》的主編向成國嘗試為沈從文舉辦一場國際研討會，但遭到沈的拒絕。他在回覆向成國的信中寫道：
「『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息我以死。』孔子云：『血氣既衰，戒之在得。』這兩句話，非常有道理，我能活到如今，很得力這幾個字。.....你全不明白我一生，都不想出名，我才能在風雨中飄搖中，活到如今，不至於倒下。」（頁151）
沈從文在不足一個月之後離世，距八九六四屠城慘案一個多月。季羨林曾嘆息在中國大陸做知識分子很難，因為執掌政權的人都不會放過他們。香港回歸中共政權已經十九年了，但人心卻愈趨不想回歸，更有年輕人希望香港可以獨立。這種言論使我想起當年英國就香港前途與中共談判遇到障礙時，不少香港人選擇移民離港。香港匯豐銀行更以幫助高級職員移民美加來挽留人才，更有「有識之士」建議動用香港的儲備金去購買一個與香港面積相若的島嶼來「重建」香港。今天聽起來確實有些瘋狂和可笑。還記起三十多年前被潘霍華寫的（”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中譯本《追隨基督》） 深深地打動。當潘霍華還身在紐約的聯合神學院的時候，那裏的老師們都力勸他不要立刻返回德國，因為那是極危險的事。但潘霍華卻堅持返國，他認為當國家民族面對危難而自己卻選擇留在外地，他將無法面對自己的國家和人民，並一起去重建戰敗後的德國。潘霍華勇敢地踏上歸家路，但也付上犧牲生命的代價。
面對中共政權的來臨，張愛玲選擇了先觀察後逃走，並決斷地與親如母親的姑姑張荗淵約定從此互不通信，這是個絕望的決定。定居美國洛杉磯後也選擇不與來自中國大陸的人交往。但沈從文卻選擇留下來，並艱苦地經營他的寫作生涯。他與妻子和兩個兒子在四九年十月之後便聚少離多，及至在一九七二年因病重才獲准返回北京與妻兒生活，那時沈從文已是七十歲的老人。人雖老了但頭腦卻仍然清晣，他繼續那未完成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這個研究後來輯錄成書，全書超過二十五萬字，七百張圖遼片，花了超過十七年的時間。沈從文由一九五Ｏ年當上了歷史博物館研究員，一直到七八年離世才不再寫作。他在一九七四年寫了一篇他生前沒有發表的文章，邱于芸在她的著作寫道：
他（沈從文）…表達對當時作品千篇一律的厭惡。對於當時作家的創作心態基本上是服膺統治階級所給的生涯規劃，沈從文明確地批判且感到焦慮。他（沈從文）說：「老百姓的苦難遭遇，將更無話可說。至於這群特權階級的新型知識分子，若真有靈魂，靈魂卻明明白白在腐爛中，能對國家的當前和明天起什麼好作用呢？」 （頁245）
當沈從文在一九七二年（那時他已經是七十歲了）獲准歸家，他並沒有感謝共產黨的恩典。可以想像他除了忙於遷回北京老家、團聚、見老朋友、向工作單位報到、治病…等等，他仍然細心地看、慎密地想和努力地揮筆。當向成國（也是沈從文的忠實支持者）在一九八二年向他建議舉辨一個國際性的研討會時，卻被沈從文拒絕了。面對獨裁强權，要保持獨立和清晣的頭腦常常是孤單的。但同時要對獨裁的統治者發出怒哮，卻需要團結的力量才能發揮效力。當我們愈覺得是被中共政權所管治而非香港政府，所謂的香港政府只是管那些中共政權要他們去管、或中共不方便出面來管的事，因為名義上香港仍然被「一國兩制」所保護。但所有關乎中共利益所涉及的都不再是香港人可以左右的。這些例子很多，例如購買東江水、建高鐵、起三跑、推行國民教育、香港的政制改革…等等不勝枚舉。當我們勇於抗爭的同時，我們更需要一個冷靜的、能獨立思考的、不再熱衷於個人名利的頭腦。香港人，我們做得到嗎？
上文寫於2016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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