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 celebrate my oldest brother - Sam's 60th birthday on last Sunday. His family prepared a great dinner and we really enjoy the atmosphere, the food, the service, and the love that we've shared on that special evening. The following short writing is my blessing which I wrote it for my brother's birthday.

大哥：

今天是您的大日子。六十大壽，論語有云：「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現代人多半可活過耳順之年。孔子謂耳順，是指一個人能明辨是非、更能判斷真假。在此祝賀大哥您耳聽八方、順享天年。

在我心裡，大哥是多才多藝，能動也能靜的。您能把六個弟弟一併騎在一架單車上、由浮台的一邊潛泳到另一邊、由小清游泳至大清、也能一個人帶着一個藍球到花墟球場組織起兩小隊來比賽。此之謂能動。您也能拿起口琴獨奏一曲，令人心曠神怡、也能獨自摸索如何演奏手風琴。這是能靜。

無論您是富是貧、是處順境還是逆境，我永遠都在您的身旁。

弟

志傑上

二零一三年二月

讀書小札：關於沈從文

讀本：邱于芸 《另一種自由的追求：沈從文美學研究》 台灣麥田出版社   

以下這些重要事件不可不提：   

28/12/1902     生於湖南湘西鳳凰的一個軍人家庭  

踏入青少年期曾加入陳渠珍將軍的部隊，及至1923年決定離開部隊前往北平加入「新文學運動」的行列。由於沒有大學取錄，他在北平度過了兩年困頓的日子，並在這兩年學會了寫小說（在當時還是一種新文體）  

1925-30     每年持續創作二十篇作品 

1931-33     在青島完成《從文自傅》、《邊城》 

1948至49年期間     被左翼作家攻擊。

48年十一月    郭沫若撰文批評沈從文的小說缺乏革命性質，並貼上「反動作家」的標籤 

1/1949     精神崩潰、自殺並獲救 

20/2/1950     被送到華北革命大學「學習」 

1951-52      被送到四川進行「土改」 

1966年     「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抄家八次 

由1966年十一月至1972年     被送到湖北咸寧的「五七幹校」勞動改做，至1972年獲准返回北京養病 

10/5/1988 病逝      享年八十六歲   

作者邱于芸在其著作，頁143-47這樣寫道：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沈從文被送到湖北咸寧的五七幹校勞改，那裡的生活條件糟到難以想像，房裡被雨水淹濕，整天幹著勞累的活 ......    

他在詩中提到自己心態之所以轉變的緣由：房間濕到像個「水塘」，即使在房裡也需要執傘 .....    

沈從文認為，和歷史人物的心靈交會，是他舒緩悲傷與憂鬱的方式。   

當沈從文體認自己所認知的世界在他之前就有人經歷過，他所受的苦難就和他人產生關係，也不再那麼難以承受：作者從身為歷史連續的一部分得到慰藉。.....    

在七十歲生日的時候，沈從文在＜擬詠懷詩——七十歲生日感事跋＞提到，自己的一生「渺小如一粒穀子」。   

他寫了一首詩來紀念自己七十歲的生日，詩一開始就引了莊子的《大宗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息我以死。」   

一九八一年，他在《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序＜曲折的十七年＞交代寫這本書所遭遇的困難。作者娓娓道出自一九六四年寫書，過程幾度中斷.....「在車中我想到古代充軍似乎比較從容，以蘇東坡謫海南，還能在贛州和當時陽孝本游八境台，飲酒賦詩。後移黃州，也能邀來客兩次遊赤壁，寫成著名於世前後＜赤壁賦＞，和大江東去的浪淘沙曲子。」   

一九八三年沈從文在《無從馴服的斑馬》寫道：   

「……進入大城市前後雖已整整六十年，這六十年的社會變化，知識分子得到的苦難，我也總有機會，不多不少攤派到個人頭上一份。工作上的痛苦掙扎，更可說是經過令人難於設想的一個過來人。就我性格的必然，應付任何困難，一貫沉默接受，不灰心喪志，也不呻吟哀嘆，只是因此，真像奇蹟一般，還是依然活下來了。體質上雖然相當脆弱，性情上卻隨和中見本質，近於『頑固不化』的無從馴服的斑馬。」（頁149-50）   

一九八五至八六年間，《沈從文全集》的主編向成國嘗試為沈從文舉辦一場國際研討會，但遭到沈的拒絕。他在回覆向成國的信中寫道：  

「『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息我以死。』孔子云：『血氣既衰，戒之在得。』這兩句話，非常有道理，我能活到如今，很得力這幾個字。.....你全不明白我一生，都不想出名，我才能在風雨中飄搖中，活到如今，不至於倒下。」（頁151）   

沈從文在不足一個月之後離世，距八九六四屠城慘案一個多月。季羨林曾嘆息在中國大陸做知識分子很難，因為執掌政權的人都不會放過他們。香港回歸中共政權已經十九年了，但人心卻愈趨不想回歸，更有年輕人希望香港可以獨立。這種言論使我想起當年英國就香港前途與中共談判遇到障礙時，不少香港人選擇移民離港。香港匯豐銀行更以幫助高級職員移民美加來挽留人才，更有「有識之士」建議動用香港的儲備金去購買一個與香港面積相若的島嶼來「重建」香港。今天聽起來確實有些瘋狂和可笑。還記起三十多年前被潘霍華寫的（”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中譯本《追隨基督》） 深深地打動。當潘霍華還身在紐約的聯合神學院的時候，那裏的老師們都力勸他不要立刻返回德國，因為那是極危險的事。但潘霍華卻堅持返國，他認為當國家民族面對危難而自己卻選擇留在外地，他將無法面對自己的國家和人民，並一起去重建戰敗後的德國。潘霍華勇敢地踏上歸家路，但也付上犧牲生命的代價。  

面對中共政權的來臨，張愛玲選擇了先觀察後逃走，並決斷地與親如母親的姑姑張荗淵約定從此互不通信，這是個絕望的決定。定居美國洛杉磯後也選擇不與來自中國大陸的人交往。但沈從文卻選擇留下來，並艱苦地經營他的寫作生涯。他與妻子和兩個兒子在四九年十月之後便聚少離多，及至在一九七二年因病重才獲准返回北京與妻兒生活，那時沈從文已是七十歲的老人。人雖老了但頭腦卻仍然清晣，他繼續那未完成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這個研究後來輯錄成書，全書超過二十五萬字，七百張圖遼片，花了超過十七年的時間。沈從文由一九五Ｏ年當上了歷史博物館研究員，一直到七八年離世才不再寫作。他在一九七四年寫了一篇他生前沒有發表的文章，邱于芸在她的著作寫道：

他（沈從文）…表達對當時作品千篇一律的厭惡。對於當時作家的創作心態基本上是服膺統治階級所給的生涯規劃，沈從文明確地批判且感到焦慮。他（沈從文）說：「老百姓的苦難遭遇，將更無話可說。至於這群特權階級的新型知識分子，若真有靈魂，靈魂卻明明白白在腐爛中，能對國家的當前和明天起什麼好作用呢？」   （頁245）

當沈從文在一九七二年（那時他已經是七十歲了）獲准歸家，他並沒有感謝共產黨的恩典。可以想像他除了忙於遷回北京老家、團聚、見老朋友、向工作單位報到、治病…等等，他仍然細心地看、慎密地想和努力地揮筆。當向成國（也是沈從文的忠實支持者）在一九八二年向他建議舉辨一個國際性的研討會時，卻被沈從文拒絕了。面對獨裁强權，要保持獨立和清晣的頭腦常常是孤單的。但同時要對獨裁的統治者發出怒哮，卻需要團結的力量才能發揮效力。當我們愈覺得是被中共政權所管治而非香港政府，所謂的香港政府只是管那些中共政權要他們去管、或中共不方便出面來管的事，因為名義上香港仍然被「一國兩制」所保護。但所有關乎中共利益所涉及的都不再是香港人可以左右的。這些例子很多，例如購買東江水、建高鐵、起三跑、推行國民教育、香港的政制改革…等等不勝枚舉。當我們勇於抗爭的同時，我們更需要一個冷靜的、能獨立思考的、不再熱衷於個人名利的頭腦。香港人，我們做得到嗎？

上文寫於2016年七月

從《張看》到李看

二ＯＯ一年攝於新會祖父墳前

從《張看》到李看

第一次醒覺到寫作可以療傷是十多年前讀 Adeline Yen Mah 的“Falling Leaves” （中文版：馬嚴君玲《落葉歸根》）。這本書是寫作者在童年、青少年及至長大後尋找自己和已離世父親的曲折關係，作者嘗試從不幸的成長中學習愛和接納自己。嚴君玲其實是一為麻醉科專科醫生，在二次大戰前後的民國時期的中國、香港和英國生活和求學，幾經波折才遠道重洋去到美國。在英國期間考上當時男女並不平等的醫學院。她怎麽會是一個無法接納自己而要以寫作來療傷呢？

寫這篇短文也是為了療傷。從小時開始，就覺得常被誤解。為何穿著沒有校章的白裇衫藍褲校服的小學生是「左仔」？是被社會唾棄？是壞學生？為何患重病就是放縱自己？就是自私自利？就是不付責任？為何堅守原則就是固執？就是自我中心？就是危害社會和諧？被人誤解若非以不聞不問的泠漠態度對付，就必須正視它。但若處理不好，常會傷害自己。因為從小常被誤解，因此最討厭被冤枉，總是盼望可以還我清白。

當父親在兩年多前被他最小的兒子禁食了足足三天，我也踫巧在父親離世的那天到安老院去探他，看見父親被五花大綁的綁在床上、眼睛不再張開、喉嚨除了發出啞啞聲外，還在床上不齗掙扎。數天前仍然精神爽利的坐在椅上，此刻卻竟然看不見、說不出和動彈不得。看見這景像後我步出了房間，站在房外流淚。父親這臨終前給我最後的影像，兩年多了，仍像剛剛發生。若不是安老院的經理告訴我說這情況已經三天了，她也已經提示了我的家人三天「若不送去醫院，你的父親會死亡。」我懇求一直陪伴着老父的母親要送老父去醫院。母親說她已經老了，不能做決定了，要六弟來做決定。我便要求母親打電話給他要求送老父進醫院。母親想了良久，大概是五分鐘罷，拿起電話說了。電話的另一方說下班後過來再決定。我心中滴沽着他是老闆，哪有什麼下班不下班的。和已經照顧了父親七年的菲庸 Gloria 合作為老父用大棉花棒清潔口腔。口腔傳出的臭味好像很久沒有清潔。離開了安老院，卻在黄昏時收到五弟來電，說六弟在電話簡訊羣組中說老父突然病危，經救護車送院途中離世。後來從六弟口中得悉救護員曾要求解剖驗屍。經六弟堅決反對，加上沒有任何關係的私家醫院的「病歷證明」才能開脫驗屍的要求。那個「突然病危」已經是三天前的事了。此刻，我只有憤怒。我想起二ＯＯ七年年尾，我才剛好退休，有一天去探父母，老父因大小便不通要入院，這也是他人生第一次留院。我便幫忙着安排入住一間私家醫院。進到病房，由於老父反抗，那些登記護士無法把尿喉插上陰莖，我也因此幫忙着安慰和出力按着他不能動，好讓護士順利插上尿喉。父親五天後出院，我也幫忙着從醫院回家。此後老父也為相同原因入院，但這次進院竟然不許我去探望，幾經內心掙扎，加上惦念老父，也不顧他們反對不反對，我去了醫院探望父親。他在醫院住了七天。二Ｏ一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父親去世，享年九十四歲。
要弄清真相，不單單是接受結果，真相是要知道導致那結果的經過和成因。我一向不同意「難得糊塗」背後的哲理。父母親家裏全部家人都勸我不要怪責幼弟，說老父已屆高齡也算是死得安詳了。六弟那自嗚得意，認為成功地為母親留下更多財產而驕傲。過去半年，他又成功地要求母親重立遺囑，把原來不是執行人的他現在卻成為執行人。不弄清楚真相，老父過世的恐怖場面恐怕還會再發生一次。

後記: 再重發這篇舊文也是要下一代認清真相。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我曾經把上面我所看見的和所經歷的與大姊、大嫂和五弟分享。我並不是要污名化六弟，而是要認清真相才不致重蹈覆轍。母親最近的離世，也有其他見證人親身經歷那些自私自利和邪惡的兄弟是如何不顧母親的意願和福祉，一心只謀求多去掠奪以求自肥，卻忘記了這一切的錢財都是我們父母留下來的。那些自以為心思靈巧和計劃周詳的邪惡者，我要告訴你們，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老父在安老院的日誌不是用來保護那些邪惡的人，而是用來保護安老院的刑責的。Candy小姐四處招搖，說自己常常在浸會醫院過夜，這些都是謊言。當李志豪和李志嘉把母親從醫院帶到銀行去，而李淑賢也在未知會母親的情況下在銀行出現，你們以為這一切都是神不知鬼不覺的嗎? 除了母親親口在電話中告訴了我，中國銀行和匯豐銀行也留有你們當天的所作所為。就在那天的前一個晚上，這些邪惡的人吩咐Gloria回家休息，好讓他們好好安排行不義的事。這一切都是有 digital footprint 的。

文翰:

我原本會把這篇兩年前的記錄登在那個「李家大家庭」的羣組，由於答應了你媽媽不會節外生枝，所以決定暫時不做了，直至完成了母親的遺囑才再決定。

寫於2018年1月30日

發現自己

你認識自己嗎？活了五十八年，我仍然在不斷地發現自己。我以為自己並不固執，但卻十分堅持自己認為是正確的事。當然，有必要時我是會修訂何謂「正確的事」。可見這是有彈性的。但很多人卻不去分辨、或是無力分辨這二者並不是一樣的。

自己在已過的日子裏一直在尋找愛：由自出娘胎後渴求得到父母親的愛、到青少年期努力去尋求朋輩間的認同和接納、及至長大成人後努力地去建立一個擁有愛和希望的家。但是在成長裏頭，因為童年時成長的陰影，我一直害怕被遺棄、怕被拒絕和怕被傷害。我喜歡讀張愛玲的文章，因為在她的文字裏我找到安慰。幾年前我在一間接納性小眾的基督教會裏，在一次周年紀念崇拜中負責祈禱，我特別祈求上帝賜力量給我們來面對張力。對性小眾者，張力就是生活的一部份。但什麼是張力呢？在對立面的當前，是不是迴避了對立、避免了衝突，張力便消失了！倘若問題依在，對立和衝突仍然會再出現，但期間所形成的張力是可以拖垮一個人的。我年少時曾經被二哥志豪逼得透不過氣來，我的中學教育幾乎被他中斷，更遑論大學教育了。認清了對頭人才有能力梳理好自己的人生。我和大哥志成的兄弟手足情的基礎就是能為對方在關鍵時刻化解張力。我一方面尋找愛，但一方面卻害怕被傷害。這是張力。自己有能力應付嗎？時能時不能，有時甚至覺得自己敗得一塌糊塗，只求自絕於人世並求上帝憐憫。

台灣印象-我在台灣生活的點滴

2017年5月尾來到台中，開展了人生的下半場。在這小小的角落記下了我對台灣社會的觀察。
昨天乘坐公車去霧峰，這已是我第三次在霧峰度過的下午和黃昏。我很喜歡這個城鄉共生的郊區。它很有小鎮的風情，而又具備繁華都市的便利。在霧峰市中心地區常看見大大小小的借錢廣告板。很多都寫着「只要有工作，不用擔保，現借1萬至5萬元」。廣告板還清楚註明多少息率，屈指一算，那個息率竟高達4分，而且是日息計算。我在霧峰的市中心很容易便看見這些廣告，估計當地在這方面的需求也不少。但這麽少的金額可以幫多少忙! 是用來還債? 還是用來吸毒，用來買「心頭好」?怎樣去還呢! 最後還不是成為社會的負擔。我在台中市區還未看到這些廣告。這是不是因為霧峰市遠離台中的市中心，所謂山高皇帝遠，政府和警察等可管不到。

悼念李澤民醫生

悼念李澤民醫生

http://www.hk01.com/港聞/37295/屋邨仁醫診所猝逝-長者憶半價診症-冇痛苦上天堂都好好-

九月下旬，早上收到李醫生的診所職員來電告之醫生離世的噩耗，叫我取回病歷記錄。我即日下午便到了李醫生位於油痲地的診所，接待的仍然是那位跟隨李醫生三十年的女職員。我第一次來看病是1988年一月，登記的女職員也是她，「那時我還是個後生女。」她告訴我。那一年，我剛好28歲。因為痔瘡不適，四處去找一位做外科手術的醫生、又同時是我的保險公司核准的。最後在保險公司的核准名單上選上了李澤民醫生，因為他的診所就近，也在多間私家醫院「掛單」可以做外科手術。經過了化驗和檢查，李醫生告訴我不需要動手術，吃消炎藥和浸藥水便可以了。我「因為」要找一個可以在私家醫院做手術的醫生而認識了李澤民，「結果」卻是他告訴我不需要。其實之前已經去了見另一位醫生，他是我姐夫教過的中學的學生，後來在台大醫學院畢業，再在香港考取醫生執業資格。他告訴我需要做手術，但他不是外科專科醫生，因此不可以在私家醫院的手術室做手術，但可以在他的診所做這個簡單的手術。因為不是「住院」，所以要自掏腰包，我也就不再考慮這位醫生了。我卻因利成便，糊裏糊塗地認識了這位宅心仁厚和醫術高明的醫生。在及後的二十八年裏，李醫生一直照顧着我這個體弱多病的身體，直到他的離世。 

十年後，亦即一九九八年，我被李醫生確診患上肝病。「這個病需要長期監察，花費不少，到末期也可能要換肝。提供最好治療的地方是兩所醫科大學所附屬的醫院，一間是威爾斯親王醫院、另一間是瑪麗醫院，這兩間醫院都設有換肝手術。你想去哪一間醫院接受治療？我可以寫醫生轉介信給你。」李醫生這番話就像烙印般刻在我的心內。約兩年後，我因為感冒到李醫生的診所看病，診斷完了，他看看我，問：「醫院可有什麼藥物給你治療肝病？」我說沒有。他十分奇怪醫院為何沒有提供藥物治療，跟着把一瓶像藥丸的東西遞給我，說：「拿去吃罷，對你的肝有益，免費的。」原來是一瓶 Milk Thistle 的補充劑。我那時的健康狀況可能很差，所以李醫生會有以上的反應。

我的肝一直在發炎，公立醫院也一直沒有提供任何藥物治療。最後，經朋友介紹去看一名內科醫生，但他不是肝科的專科，也叫李醫生。他給我處方了「拉米夫定」，也要我每三個月驗血一次、每年做一次全面的肝功能檢查。我在這位李醫生的診所治療期間，也一直有知會公立醫院，但他們說李醫生不是肝科的專科醫生，也不應處方「拉米夫定」給我。李醫生的收費（正如李澤民醫生當初說的「花費不少」）也確是不菲，每月的診金和藥費是一千元、每三個月驗血是八百多元、周年的詳細檢查費用接近三千元。全年累積的費用便超過一萬八千元了。他說因為我是牧師，所以收費也特別「相宜」。印象中，我在這位內科的李醫生醫治肝病約二年多，服藥一年後我曾要求嘗試停藥，看看肝病「好了」沒有。這位李醫生也答應了我的要求。但是藥一停，肝酵素又標升。這位內科的李醫生才告訴我藥是不能停的。我立時覺得他只是位「王六醫生」，行醫只是「揾食」的優雅說法。2000年，公立醫院終於同意「取代」這位李醫生，以後的化驗、照超聲波、照胃鏡、DNA檢測等都由醫院負責。但是公立醫院沒有購備「拉米夫定」，我需要自費在坊間的藥房購買。拉米夫定在藥房的訂價是 680元，其中已包括了藥房的利潤。這位告訴我「收費特別相宜」的李醫生每月的診金竟然是 $320（即 $1000 – $680）。同時期李澤民醫生看外科專科的收費約二百元，但這位李醫生卻是三百二十元，並且每次都是說同一番話，處方同一種藥。我覺得兩位專科醫生最基本的分別是「醫德」，這也是他們最大的分別。

我的肝病仍然繼續惡化，由發炎轉化為肝硬化，再由肝硬化引致嚴重的肛門靜脈曲張，俗稱痔瘡。大約在2005年，我的身體對醫治肝臟的藥物出現嚴重的抗藥現象，肝酵素標升至三百多萬度，醫院第一次來電要緊急覆診。由那次緊急覆診開始，應診的醫生常常都是醫學院的教授。那時痔瘡已惡化至常常出血，到了2008年緊急入院，我被診斷為「三級痔瘡」。記憶中，我在2006年去看一位在美孚新邨一個住宅單位行醫的中醫師。一位牧師朋友告訴我，他認識一位「院牧」，傳聞曾患肝癌，也是由這位中醫師醫好的。他說這位中醫師也在中文大學和浸會大學的中醫學位課程中授課。我大約每月一次去這位中醫師的診所看肝病，他會處方三、四種的粉劑中藥，我每天用温水服用。他處方的藥粉令我的大便有輕瀉現象，他說是正常的。痔瘡仍然繼續惡化。當我把痔瘡出血的苦惱告訴他，這位中醫師便要我去做一次大腸ｘ光檢查，看看是不是有別的問題。看化驗報告那天，他說：「你的痔瘺問題不是由我所處方的中藥所引致的。」那一刻，我對這位中醫不再存有半點信任。由第一天去看這位中醫就說明了是因為肝病。自從知道自己乙型肝炎病發，我閱續了四本肝病治療的書，兩本是中醫療法和保健、一本是西醫療法、一本是中西醫會診，肝硬化會引致靜脈曲張的症狀也是從這些閱讀中認識的，只是常見在食道而不是在腸道出現。但這位「專家」竟然不知道，而只是一味的想脫身。這位中醫醫德和醫術都不是專家，但卻以專家的身份在大學裏教書。

2008年痔瘡嚴重惡發，公立醫院也束手無策。因為肝硬化病人的血小板偏低，而我的血小板偏低情況就更差，所以也不可以做切割痔瘡手術，開刀做手術恐怕會引起止血困難。但年輕的女醫生卻嚷着要動手術，並且在我入院的當晚催促我簽回動手術的同意書。到了第二天卻被上級醫生在我面前用廣東話說明不可以做手術的原因。進了醫院七天，除了吃止痛藥打止痛針、護士動手把外露的痔瘡推回肛門去，我每天就只能靜待著疼痛的消退。兩個月後，在結腸外科覆診時，一位經驗豐富的女醫生說：「對你來說，最有效的治療是做痔瘡結紮。這是個小手術，就在這裏進行，三兩分鐘便完成，然後回家休息一個星期。」那天，這位女醫生為我結紮了兩小粒的靜脈血泡（即小粒的痔瘡）。手術很成功，我第三天已行動自如。這是我痔瘡惡化後多年來首次感受到肛門完全合上的愉快體驗。那兩小粒痔瘡想是已經脫落了。以後每七八個月便做一次手術。第三次為我做手術的是一位年輕的男醫生，他沒有詢問我是否同意便一下子為我結紮了三粒血泡。我說很痛，他問我：「少少痛是正常的，忍吾忍得？」我點頭表示可以忍受。「如果大便時有血，要立刻進急症室。」他囑咐着我說。我強忍着痛，一拐一拐的乘小巴返家，開始了那漫長的、疼痛不斷的五天。每天的大便就像行刑一樣的痛苦。每天也等侯着大便出血，證明手術是失敗的，讓我「有理由」入醫院。第五天，終於大便出血了。打了九九九，救護車把我送進北區醫院的急症室。立刻就得到診治。醫生檢視完，說是上次的結紮手術失敗，問我為何不早些來急症室？「因為做手術的醫生說若果大便出血才去急症室，今天早上大便時才發現出血。」我竟然仍强忍着疼痛去回答這不切實際的問題。這位急症室的專科醫生沒有轉介我去見結腸外科的醫生，只是說：「你可以出院了，回家要多休息。」我說肛門疼痛得很，可否留院？他便安排我在「觀察病床」上休息，也沒有任何治療。休息了兩三個小時，取了一大袋止痛藥丸，忍着疼痛回家。在資源緊拙的公立醫院，醫生的職責好像只是設法去救活每一個來求醫的病人，其他的譬如治療質素、康復和起居等情況就只能自己去爭取，又或是好彩遇上了一位好醫生，得到了適切的治療。第一次為我做痔瘡結紮手術的女醫生便是位好醫生，那位「勇進」的年輕男醫生不問情由，一下子便為我結紥了三粒痔瘡，還說疼痛是正常的。他的「仁心仁術」恐怕都被效率所取代了。兩天後，我拿了那張要等候七個月的覆診紙（就是由那位使手術失敗的年輕醫生所發出的）返回為我做手術的「威爾斯親王醫院」，要求結腸外科的醫生為我再診斷一次，因為北區醫院那位醫生是急症專科的。這是我第一次在公立醫院的「制度」以外提出請求。我一向是慣了遵守規定的人，也一向認定了這是公民的責任。在詢問處等候了五分鐘，文書小姐告訴我將會有一位醫生來見我。這也是我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一次，成功地在制度以外為自己的福祉「爭取」到的。

我由2004年開始在李澤民醫生的診所打「流感疫苗」。有一年我去打針時順便問他：「我的痔瘡結紮手術可有什麼替代方法？」他說：「你現在的痔瘡應該是由肝硬化所引起的，結紮手術是最適合的。」我再問如果肛門再沒有出血，可否不做這個手術？「一動不如一靜。任何手術都應該是這樣，有需要才做。」那刻，我想起了一九八八年找李醫生做手術。他認為沒有需要，所以決定無需做手術。而不是因為「手術收費可觀」，使不需要成為需要。這叫仁心。現今的香港，無論是個別的醫生、又或是整個公私營醫療制度都缺乏了這顆仁厚的心。

踏入2016年十月，我不能再好像過去那十二年一樣，可以完全信賴李醫生為我打流感針。我要查詢疫苗的來源、品種和價錢。在信心建立之前，人人都要小心保護自己。這使我更懷念李澤民醫生。

後記

因為香港時局的混亂而影響了完成這篇短文的思緒。閣置了超過一個月，再加寫了最後一小段，算是完成了對李醫生的悼念。最後段落裏的「在信心建立之前，人人都要小心保護自己」正好說明現今的香港時局。由於自己在香島小學讀了五年，對中共政權的不信任恐怕在我有生之年都無法建立。

要的少，自由愈大

要的少，自由愈大

電影「十年」榮獲今年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殊榮引起很大的社會漣漪效應，也為年輕一輩的香港人找到一個「出氣的縫隙」。智叔那句「千祈唔好習慣啊」道出不少香港人的心聲。內地人自四九年以降所積習的敗壞的社會風氣，諸如財大氣粗、缺乏公德心、貪污瀆職舞弊…林林種種，愈數愈多，真使人吃不消。還是智叔那句「千祈唔好習慣啊」給我們當頭捧喝。那一天我們習慣了所有有權有勢的都像「梁特」那樣事事都「特事特辨」、又或者後台夠大的政府官員可以貪污瀆職舞弊的時候，我們是否只能再一次翻看「十年」，緬懷一下「舊香港」的優美。或許那時會有些愛國人士揮動着五星紅旗高呼：「讓我們忘記過去的屈辱，迎接擁抱新中國真正降臨香江罷！」此刻，我想起那位已退休的警司朱經緯、梁特收取UGL五千萬元涉貪…，這些人仍然因為後台夠大而逍遙法外。到哪一天，香港人才會驚覺我們都「習慣了」！

我認識不少香港人都覺得爭取自由民主法治雖然重要，但卻認為要為此付出代價便不值得。當人人都不願意放棄一些現有的物質生活，我們便很難去分享為「十年」去策劃、拍攝和發行的監製、導演、演員和所有工作人員所付出的。頒獎禮當晚大家都關心這些參與的人將來在行內的生存空間，因為大陸和特區政府都會處處留難他們，設法打壓他們的發展機會。其中一位導演的回應最為俐落：「要發達是沒有機會了，但也不見得不能生存。」我認為香港人一旦覺醒要向獨裁的暴政者抗爭，便要對飛黄騰達說再見。因為需索多了便成為當權者的奴隸。近年有很多人提出要走出自己的「安全圈」（Comfort Zone），但什麽才算是自己的安全圈呢？愚見以為當一個人不因環境突變而惶惶不可終日，仍能冷靜地堅强地面對逆境的來臨與離去，但卻沒有忘記自己一直堅持和相信的。那麽，他的安全圈已然不復存在，在任何逆境都可以跨得過了。二十年前一位牧師朋友告訴我人是要努力向上，在生活物質上力臻完美。也因此他的牧職生涯一浪接一浪的再闖高峰，也成為城中的一位「名牧」了。他從前所牧養的教會也成為區內的「高階教會」了！對於我，這位牧師朋友的安全圈嚴然成為一座城堡，他也以城堡主人自居了。哀哉！他永遠逃不出手握大權的獨裁者的魔掌。人要擁有自由，他所要的也愈少。